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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ling Chinese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英国球迷的中国足球梦
凯莉(2009/4/28 17:53:20) 点击:95154 回复:1 IP:2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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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英国人，从草根足球做起，在中国探寻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模式，他所有做的，足以让绝大部分足球从业人员惭愧。
《足球无疆》，一本关于中国和中国足球的书，去年5月在英国出版，10月成为威廉·希尔博彩公司眼中的“2008年体育类年度最佳书籍”前6强。近期，该书中文版将上市。
作者罗文，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英国人，最初为了自己踢球方便，在中国创立英格兰模式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后难以自拔，开始为中国的草根足球奔走。
现在他的业余足球俱乐部注册会员数为全国之最。他对中国足球的热情，对中国草根足球的贡献，足以让绝大部分足球从业人员惭愧。
通过足球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16岁那年，罗文(Rowan Simons)和同龄孩子一起参加英国的国家考试，凭借这次考试成绩，他需要初步选择未来的大学专业。罗文的成绩不好，也不知道将来念什么专业。妈妈让他去问姑婆(外公的姐姐)——一位剑桥大学教授，是家族中最聪明的人。
“你去学习一种奇怪的语言吧。”姑婆对罗文说。
罗文绞尽脑汁后，得出结论，“奇怪的语言”应该就是“不用拉丁字母的”。“俄语、日语、阿拉伯语、中文都算。”罗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但上世纪80年代苏联是我们的敌国，不可能学他们；我也去过阿拉伯，我不喜欢伊斯兰教对女人的偏见；日语那时在英国很流行，想在大学学日语，成绩要很好。就只好学中文了。”
罗文对中国完全无知，仅有的几个片段是：9岁那年，看BBC的新闻里，一个中国女人被抓起来，在法庭上特别生气地说着什么；新闻里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陆，罗文觉得竟然有国家没有可口可乐，太不可思议了；邓小平去美国访问；上世纪80年代最受英国孩子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功夫》；日本人拍的电视剧《西游记》是中国人写的。
现在，罗文对中国，至少对北京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将自己在中国20年的经历，用一个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串联，点滴记录着这个社会的变迁。
他对中国足球的掌故，更是令很多资深球迷和专业人士汗颜。在《足球无疆》中，罗文用大篇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罗文说这么做很重要，他要知道中国足球在解放后都经历或者发生了什么，努力解析这项运动历史上的发展进程，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想成功，却没有几个人严肃地对待这项运动。
“英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都非常清楚足球是什么，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我想通过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来介绍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国家，通过足球可以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娱乐等情况。”罗文告诉本刊记者，“我也希望中国人能了解外国人怎么看中国足球。”
在说到中国足球的弊病时，时而蹦出的标准普通话国骂，更让人体会到罗文对中国足球的情感。书中有关写中国足球负面的内容只字未删，是罗文最高兴的事。
在北京复制“英格兰足球模式”
1987年9月，学校安排罗文等人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
到中国第三天，罗文和其他留学生组织了足球队，但他们准备比赛时，中国室友告诉罗文，组织任何超过10人的集体活动需要报批。
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拒绝了组织球赛的申请。经过一番争取，老师同意了，但要求罗文的球队不能和中国学生比赛，只能外国人自己玩。
这件事留给罗文很深的印象，他说：“这似乎非常奇怪，但是随着我了解增多，发现中国许多事情都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体育不可能从基层往上发展，足球正是如此。”
一年中，罗文感受到中国物价便宜、美女如云、外国人可以享受嘉宾待遇、还有可能在媒体谋得一份职业的种种好处，他决定留在中国继续学习。
1993年，北京电视台聘用了罗文。不久，罗文作为嘉宾参加北京台的每周足球集锦节目，并开始参与解说英格兰足总杯等比赛。这也是球迷第一次对罗文有印象，一个大鼻子的英国人说着汉语为中国观众解说足球赛，挺新鲜。他解说时说话很少，常常是另一个解说员问他，他才回答。“每次我把场上情况用中文说出来时，发现场面的状况已经变了，点评跟不上画面。所以我尽量保持沉默。”
也是从那时起，罗文有球踢了。1994 年前后，一些在京的外国人相继成立自己的球队，并开始定期举行友谊赛。一些中国的摇滚青年、画家也常参与其中，崔健就是球友之一。
中国队1998 年冲击世界杯失败，所有球迷又回到沉默、沮丧、谩骂中。罗文身处其中，“我开始怀疑，与其喊着帮助中国，一个外国人可能更需要做的是一些实际的事情。”
他研究后发现，虽然当时北京市人口和大伦敦地区差不多，但北京只有30多块足球场，伦敦有近3000块。“当地农民应该把他们的庄稼地给让出来，种上草皮改造成足球场。”这是罗文的想法。
罗文想建立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准备先修个足球场。在欧洲，每座年代久远的体育场及其所属的俱乐部，都是由业余场地发展起来的。
在北京找一块地修建业余俱乐部球场几乎不可能，但罗文还是想试试，因为在他的家乡，俱乐部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880年修建的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就在郊区，随着城市扩大，所属俱乐部纽卡斯尔联队也不断壮大，球场也就保留下来。
最终，罗文和同伴挑中了北京西北部的东北旺国家农场，那里有养鸡场、鱼塘、猪圈。罗文希望在这里按照英格兰的业余俱乐部标准，修建一个球场、一个小的休息室、一个停车场。
1999 年1 月，罗文结识了专门修建足球场的财先生。罗文“鼓励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足球，需要更多的足球场地”的计划打动了财先生，他答应以成本价帮罗文修一块足球场。同时，东北旺农场也不可思议地答应免费租地给罗文。“我跟农场负责人说，我们俱乐部都是外国人，球场在这里，来的人多了也许可以吸引外国人来投资。而且负责人也是个球迷。”罗文说。
2001年，球场建成使用。罗文等人常常从北京的东部驾车去踢球，来回路程一个半小时，却乐此不疲。
梦想破灭
建好球场，罗文准备成立业余俱乐部。
通过北京市足协主席张衡帮助，罗文的申请提交给中国足协。但当时禁止外资购买或者运营足球俱乐部，罗文所说的业余俱乐部就像一个擦边球，足协没有一下子否决。“大家(中方)都觉得我疯了。我说，你们才疯了，你们以为足球就是世界杯吗。”罗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不涉及他们的职业足球联赛体系和奥运会架构，他们也不好找一个官方理由来拒绝。”
在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同意后，2001年罗文任主席的“北京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工商局发营业执照。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合资的业余俱乐部。
在东北旺球场举办了上百场比赛后，2004年秋，东北旺农场新领导来电说，要每年收取12万人民币的租金。这意味着，万国群星俱乐部一年要组织120场全价比赛才能支付租金，除掉冬歇期、雨天——这项计划行不通。罗文知道自己的草根业余俱乐部模式无法进行了。
对于失败，罗文早有预感，“比如气候，英国的天气，球场的草不用管都在长，但北京不行，要花很多钱养，而且缺水。”
中国足球的现实环境也让罗文心凉。
2003年，为了庆祝亚洲杯倒计时一周年，中国足协邀请万国群星俱乐部在天坛组织百名儿童做足球游戏，但费用由俱乐部自己承担。这次活动花了俱乐部20000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业余俱乐部已是不小的开销。罗文在书中写道：“直到第二年亚洲杯比赛开始的时候，中国足协以及其他当权者都已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小贡献。业余足球俱乐部得不到足协的支持就已经够糟糕了，但是足协居然利用业余俱乐部的活动来粉饰自己的太平，然后再用特权埋单。”
“我们现在和中国足协、北京足协没有关系，他们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但我来参加行业协会，协会没为我们俱乐部做什么事情。什么都不给我，我为什么要交注册费。”罗文对本刊说，“草根足球本来就应该中国足协做，在英国，足总就管国家队和草根足球，每年60%的收入都花在草根足球上。”
“中国特色”模式接近完成
“我发现好多人都已经对东北旺的场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那些平时踢球时总有怨言的人，在失去球场后，又开始喋喋不休地争论。其实俱乐部的这种灵魂是永远也无法被取代。整个事情流露出中国草根体育的需求，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为业余赛事发展奔走游说的信心。”虽然打击不小，但罗文彷佛看到一百多年前家乡英格兰某家业余俱乐部的影子，“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是该由量变引发质变的时候了。”
罗文和两位搭档白博睿、温尼重新规划万国群星俱乐部的业务。
俱乐部还在，很多在京的外国人、大使馆、外资公司找上门来，通过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组队、邀约比赛。很多初来京城的老外看来，一个城市本就该有这样的俱乐部，因为在他们的祖国，这样俱乐部到处都是。没有人料想到罗文创立、维系俱乐部的艰辛。
俱乐部开始组织五人制足球赛，目前有100多支队伍，网络注册会员9万人，其中每年缴纳100元会费的会员有15000多人。
罗文曾想用英格兰业余俱乐部的经营方式维系俱乐部，踢球收会费，有钱够了就盖更衣室、酒吧，会员在酒吧内消费，钱多了再盖更好的更衣室、修缮球场。在英格兰，许多业余俱乐部会员的家属甚至会做好糕点，拿到俱乐部的酒吧售卖，钱都归俱乐部。但罗文慢慢意识到这不适中国国情。他发现中国人并不爱到酒吧吃比萨，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聚在酒吧看球。于是他开始改变。
“现在我们有100多家合作商家，拿着俱乐部会员卡去消费可以打折，会员喝几罐啤酒会费就回来了。商家还会给俱乐部一些赞助费。”罗文很自豪地介绍这种在英格兰不曾有的俱乐部经营方式，“如果有更多会员，我们还能跟航空公司谈打折。这就是足球的力量。中国根本都没认真统计过足球人口，这其实都是财富。现在利物浦对这种做法很感兴趣，在利物浦有四万多注册球迷。”
业余俱乐部是足球金字塔的塔基，塔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在英国长大的罗文，很习惯看到孩子们从小踢球、从事体育运动，在他的家乡，足球就是教育，每个孩子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找到合适的队伍，打比赛。而在中国，罗文看到在专业队伍踢球的孩子几乎不用读书，更有组织一帮小球员到巴西乡下苦练数年的闹剧。
要么家长不让踢。“家长问老师，老师说不行，他要考试，他周末要复习，不能踢球。我觉得21世纪怎么有这样的老师，这个老师对孩子不负责任。”很难想象一个老外用这样愤怒的语气、表情表达自己对中国足球现状的不满，“我和家长说，这是你的孩子，你愿意孩子戴着眼镜、胖胖的、身体不好吗？家长说不愿意，但是老师不让，还去踢，老师会不高兴的，对我孩子不好。OH MY GOD！”罗文的手用力捋过头发，埋下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罗文知道中国踢球孩子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万国群星俱乐部的“踢球，说英语”活动。罗文从英国请来教练，在课后教中国孩子踢球，并锻炼口语。目前北京市有2000多位孩子参加。
在这个训练营中，教练带着所有孩子踢球，如果有孩子特别突出，超出俱乐部的接纳范围，俱乐部会建议他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并且要求他保证正常学业。罗文说：“他只要从踢球中找到快乐就行。在英国，100个进入专业队的孩子，能有1个成为职业球员就不错了。”二十多年前，英国开始意识到未成材球员的出路问题，并建立一系列教育机构，保证小球员的教育。
这个项目吸引中国家长的是英国人教足球，还能练英语口语。罗文不知道，如果只是踢足球，会有多少家长带孩子来。“中国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为什么不了解，体育是西方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足球就是教育，没有家长觉得浪费时间。”罗文说：“我小时候每天都踢球，考试前一两个星期没有比赛，该学习的文化课我一个小时也没缺。我们的培训班现在最喜欢踢球的孩子，一个星期也就踢三次，每次一个小时。”
经过八年，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已经开始盈利，下一步是争取100万欧元赞助费，盖一座有八块球场的五人制足球中心。罗文说：“中心建好，我的中国城市足球发展模式就完整了，再到国内其他城市复制。这个模式是中国特有的，但三个理念原则不能变——学习足球、踢足球、足球生活。”
根据英格兰足总统计，英格兰注册球员有300万人，每个星期另有40万人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志愿者工作。目前中国大陆没有可靠的踢球人数统计。按罗文的计算，亚洲踢球人数的平均值为总人口的3%，按照1300万人算，北京市应该有39万人踢球。
罗文说，他梦见过邓小平好几次，面对面坐着，但都没说话，后来他想是不是要谈足球，因为自己也就知道这个。罗文说：“邓小平在法国留过学，他见过真正的足球。他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下面的人都理解错了。”
建好球场，罗文准备成立业余俱乐部。
通过北京市足协主席张衡帮助，罗文的申请提交给中国足协。但当时禁止外资购买或者运营足球俱乐部，罗文所说的业余俱乐部就像一个擦边球，足协没有一下子否决。“大家(中方)都觉得我疯了。我说，你们才疯了，你们以为足球就是世界杯吗。”罗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不涉及他们的职业足球联赛体系和奥运会架构，他们也不好找一个官方理由来拒绝。”
在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同意后，2001年罗文任主席的“北京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工商局发营业执照。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合资的业余俱乐部。
在东北旺球场举办了上百场比赛后，2004年秋，东北旺农场新领导来电说，要每年收取12万人民币的租金。这意味着，万国群星俱乐部一年要组织120场全价比赛才能支付租金，除掉冬歇期、雨天——这项计划行不通。罗文知道自己的草根业余俱乐部模式无法进行了。
对于失败，罗文早有预感，“比如气候，英国的天气，球场的草不用管都在长，但北京不行，要花很多钱养，而且缺水。”
中国足球的现实环境也让罗文心凉。
2003年，为了庆祝亚洲杯倒计时一周年，中国足协邀请万国群星俱乐部在天坛组织百名儿童做足球游戏，但费用由俱乐部自己承担。这次活动花了俱乐部20000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业余俱乐部已是不小的开销。罗文在书中写道：“直到第二年亚洲杯比赛开始的时候，中国足协以及其他当权者都已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小贡献。业余足球俱乐部得不到足协的支持就已经够糟糕了，但是足协居然利用业余俱乐部的活动来粉饰自己的太平，然后再用特权埋单。”
“我们现在和中国足协、北京足协没有关系，他们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但我来参加行业协会，协会没为我们俱乐部做什么事情。什么都不给我，我为什么要交注册费。”罗文对本刊说，“草根足球本来就应该中国足协做，在英国，足总就管国家队和草根足球，每年60%的收入都花在草根足球上。”
“中国特色”模式接近完成
“我发现好多人都已经对东北旺的场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那些平时踢球时总有怨言的人，在失去球场后，又开始喋喋不休地争论。其实俱乐部的这种灵魂是永远也无法被取代。整个事情流露出中国草根体育的需求，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为业余赛事发展奔走游说的信心。”虽然打击不小，但罗文彷佛看到一百多年前家乡英格兰某家业余俱乐部的影子，“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是该由量变引发质变的时候了。”
罗文和两位搭档白博睿、温尼重新规划万国群星俱乐部的业务。
俱乐部还在，很多在京的外国人、大使馆、外资公司找上门来，通过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组队、邀约比赛。很多初来京城的老外看来，一个城市本就该有这样的俱乐部，因为在他们的祖国，这样俱乐部到处都是。没有人料想到罗文创立、维系俱乐部的艰辛。
俱乐部开始组织五人制足球赛，目前有100多支队伍，网络注册会员9万人，其中每年缴纳100元会费的会员有15000多人。
罗文曾想用英格兰业余俱乐部的经营方式维系俱乐部，踢球收会费，有钱够了就盖更衣室、酒吧，会员在酒吧内消费，钱多了再盖更好的更衣室、修缮球场。在英格兰，许多业余俱乐部会员的家属甚至会做好糕点，拿到俱乐部的酒吧售卖，钱都归俱乐部。但罗文慢慢意识到这不适中国国情。他发现中国人并不爱到酒吧吃比萨，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聚在酒吧看球。于是他开始改变。
“现在我们有100多家合作商家，拿着俱乐部会员卡去消费可以打折，会员喝几罐啤酒会费就回来了。商家还会给俱乐部一些赞助费。”罗文很自豪地介绍这种在英格兰不曾有的俱乐部经营方式，“如果有更多会员，我们还能跟航空公司谈打折。这就是足球的力量。中国根本都没认真统计过足球人口，这其实都是财富。现在利物浦对这种做法很感兴趣，在利物浦有四万多注册球迷。”
业余俱乐部是足球金字塔的塔基，塔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在英国长大的罗文，很习惯看到孩子们从小踢球、从事体育运动，在他的家乡，足球就是教育，每个孩子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找到合适的队伍，打比赛。而在中国，罗文看到在专业队伍踢球的孩子几乎不用读书，更有组织一帮小球员到巴西乡下苦练数年的闹剧。
要么家长不让踢。“家长问老师，老师说不行，他要考试，他周末要复习，不能踢球。我觉得21世纪怎么有这样的老师，这个老师对孩子不负责任。”很难想象一个老外用这样愤怒的语气、表情表达自己对中国足球现状的不满，“我和家长说，这是你的孩子，你愿意孩子戴着眼镜、胖胖的、身体不好吗？家长说不愿意，但是老师不让，还去踢，老师会不高兴的，对我孩子不好。OH MY GOD！”罗文的手用力捋过头发，埋下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罗文知道中国踢球孩子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万国群星俱乐部的“踢球，说英语”活动。罗文从英国请来教练，在课后教中国孩子踢球，并锻炼口语。目前北京市有2000多位孩子参加。
在这个训练营中，教练带着所有孩子踢球，如果有孩子特别突出，超出俱乐部的接纳范围，俱乐部会建议他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并且要求他保证正常学业。罗文说：“他只要从踢球中找到快乐就行。在英国，100个进入专业队的孩子，能有1个成为职业球员就不错了。”二十多年前，英国开始意识到未成材球员的出路问题，并建立一系列教育机构，保证小球员的教育。
这个项目吸引中国家长的是英国人教足球，还能练英语口语。罗文不知道，如果只是踢足球，会有多少家长带孩子来。“中国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为什么不了解，体育是西方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足球就是教育，没有家长觉得浪费时间。”罗文说：“我小时候每天都踢球，考试前一两个星期没有比赛，该学习的文化课我一个小时也没缺。我们的培训班现在最喜欢踢球的孩子，一个星期也就踢三次，每次一个小时。”
经过八年，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已经开始盈利，下一步是争取100万欧元赞助费，盖一座有八块球场的五人制足球中心。罗文说：“中心建好，我的中国城市足球发展模式就完整了，再到国内其他城市复制。这个模式是中国特有的，但三个理念原则不能变——学习足球、踢足球、足球生活。”
根据英格兰足总统计，英格兰注册球员有300万人，每个星期另有40万人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志愿者工作。目前中国大陆没有可靠的踢球人数统计。按罗文的计算，亚洲踢球人数的平均值为总人口的3%，按照1300万人算，北京市应该有39万人踢球。
罗文说，他梦见过邓小平好几次，面对面坐着，但都没说话，后来他想是不是要谈足球，因为自己也就知道这个。罗文说：“邓小平在法国留过学，他见过真正的足球。他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下面的人都理解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