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雄与美女  

当电影《勇敢的心》中出现男女主角的扮演者梅尔·吉普森和苏菲·玛索时，看电影的人一定都在期待着英雄与美女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好莱坞的编剧们无疑给观众制造了一个“美女惜英雄，英雄爱美女”的浪漫爱情故事，全然不顾与历史的巨大出入。史上被称作“法国母狼”的爱德华二世的王后伊莎贝拉竟然被苏菲·玛索演绎得如此凄婉多情，实在是贻笑大方的一件事。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一情节根本不值一驳，事实上这位王妃在华莱士死后3年才从法国来到英格兰，7年后爱德华三世才出生。  

在盲哈里的《华莱士之歌》中，只出现了两位与华莱士有关的女性，一位是他的母亲，另一位就是玛丽安·布莱德福特（MarionBraidfute）。后者原为拉纳克郡拉明顿城堡的女继承人，在圣肯蒂真教堂与华莱士结婚。1296年8月27日，苏格兰人在邓巴惨败于英军。次年，华莱士在拉纳克与士气正盛的英军交锋，寡不敌众，逃往妻子处避难。后来玛丽安被英军抓住并遵照拉纳克郡守威廉·海瑟尔里格的命令予以处决。1297年5月，华莱士杀死海瑟尔里格，完成报仇心愿并自此崭露头角。  

这位传说中的妻子在电影里是作为一个引导华莱士精神归宿的关键性角色而出现的（不过是身份降低为贫民，他们两人的结合也变成了私定终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影片一开始就设计了少年华莱士的父亲为抵抗英格兰人而英勇献身的背景，他于是跟叔叔学习武艺，不料长大后却只求和心上人厮守终身。妻子的被害击碎了华莱士的美梦，也使得他从与世无争走上了义无返顾的反抗之路。如此的情节安排难免会给人一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觉，不过由此也可见编剧一定要把华莱士塑造成情圣的决心。  

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这么一位玛丽安·布莱德福特是大可疑问的。因为除了盲哈里提到的这些涉及华莱士私人感情生活的零星片段之外，其他的编年史和传记作家都对此只字不语。后世甚至有人指出，“玛丽安·布莱德福特”与哈里一个邻居的名字很相似，怀疑是被诗人借用了。其实在《华莱士之歌》中，类似这种移花接木、“掠他人之美”的例子并不鲜见。盲哈里是在华莱士家族后代（克雷吉的威廉·华莱士爵士）的资助下完成大作的，由此可以想见，不论是出于精神上的由衷崇拜，还是出于客观的经济原因，诗人必然会在创作过程中竭力铺叙事迹，以完成后人崇功报德之心愿。  

然而不论玛丽安·布莱德福特存在与否，看上去“为情复仇”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早在1296年8月，拉纳克郡的一份法律判决文书上就出现了“威廉·华莱士，盗贼（WilliamleWaleys，thief）”的字样。追源论始，拒绝对英王宣誓效忠应该是华莱士在1296年就背负恶名的肇端。在爱德华一世看来，1296年夏季对苏格兰的首次征服是强弱判明、毫无悬念可言的。邓巴战役后，苏格兰的大小贵族之所以在“拉格曼文件”上署名，表示效忠英王，承认其为苏格兰至高无上的领主，目的就在于换取爱德华一世对他们现有领地及封号的默许。事实上，不管其父臣服与否，如果威廉本人不向爱德华一世的“新英格兰王朝”输诚，他是决不会享有对家族领地和封号的继承权的。爱德华一世派驻拉纳克和克莱德斯戴尔的郡守海瑟尔里格握有苏格兰西南部的司法审判权，并着力惩戒像华莱士这样拒绝效忠的“叛乱分子”，这必然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另外，盲哈里和安德鲁·温顿都在著作中提到，此后不久，华莱士的父兄就因反叛而遭毒手。果真如此，势必坚定了华莱士拿起武器、与英格兰人殊死一搏的信念。

许多人将威廉·华莱士看作是一个造反的英雄，这其实是对他名声的最大亵渎。虽然华莱士家族与斯图亚特—布鲁斯家族联盟有着紧密的封建义务关系，但他本人毕生都保持了对巴利奥尔王朝的忠诚。在华莱士短暂的护国摄政期间，当时囚禁在伦敦塔的巴利奥尔依然被尊奉为苏格兰的合法国王。即使是在1298年因为福尔科克战败、华莱士被迫离开苏格兰之后，他也没有放弃营救这位前国王的外交努力。  

既然华莱士对巴利奥尔王朝忠心不贰，那么他对一直觊觎王位的布鲁斯家族必然是充满疑虑和警惕的。而布鲁斯家族之所以早早选择站在爱德华一方，无非是想借助英格兰人的力量打击巴利奥尔派以再图王位，因此华莱士的忠诚与威望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威胁，两者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终难水乳”。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正是罗伯特·布鲁斯出卖了华莱士，因为在1305年捕获华莱士并把他交给英格兰人的门蒂斯的约翰（JohnofMenteith）后来成为了罗伯特一世的宠臣。  

15世纪时，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三世所奉行的亲英政策再次引起了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弹。在此背景下，威廉·华莱士和罗伯特·布鲁斯（罗伯特一世）的历史地位被人为地拔高，就此成为全民景仰的民族英雄。在这个英雄神话的创造过程当中，约翰·巴伯的《布鲁斯之歌》与盲哈里的《华莱士之歌》同样功不可没。为了凸显两位英雄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于著作中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在福尔科克，当兵败的华莱士撞见了站在英格兰人一边作战的布鲁斯时，痛斥他的胆怯和懦弱。华莱士的一席话有如当头棒喝，唤起了布鲁斯心中沉睡已久的反抗意志。从这以后，布鲁斯力补前愆，回到爱国主义阵营中，并在华莱士殉难后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领导抗击英格兰入侵者的斗争，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布鲁斯王朝。说到这，读者不难发现，电影《勇敢的心》也是完全照搬了这一幕。  

在这个精心杜撰的故事当中，最致命的谬误就是叙述者完全混淆了三代罗伯特·布鲁斯。“罗伯特”其实是布鲁斯家族一直沿用的名字。第六代卡里克伯爵罗伯特（1210年－1295年）是1291年13个王位竞争者之一，而罗伯特一世（1274－1329）已经是布鲁斯家族的第八代了。在福尔科克一役中，“叛国投敌”的是第七代罗伯特，也就是罗伯特一世的父亲。这时罗伯特一世（我们暂且称他为小罗伯特）的态度是并不明朗的，但可以肯定，在此战结束后，他也参加了抵抗运动，很有可能是与他父亲在对爱德华一世继续臣服与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然而，当1302年由于华莱士在法国和教皇宫廷所进行的外交斡旋使得巴利奥尔回国复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时，他又一次背离了爱国阵营，寻求与爱德华的妥协。小罗伯特·布鲁斯作为坚定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姿态是在1305年华莱士殉难后才得以确立的。1306年他发动政变登上王位，1314年又在班诺克本对爱德华二世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1328年的《北安普顿条约》中，爱德华二世正式承认他为苏格兰国王，并完全放弃对苏格兰的宗主权要求。罗伯特一世固然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但至少在1297年－1305年间，他的时叛时附表现出了其本人在以何种方式成就家族王权霸业上的犹疑不定，这自然无法与华莱士的忠诚无私及英勇无畏相提并论。客观点说，贵族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而华莱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自由理想的执著与献身。  

其实，在有关威廉·华莱士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与史不合之处还甚多，以上只是试举两三例以飨有兴趣的读者。据说，美国权威的中世纪史专家莎朗·克罗撒（SharonLKrossa）在观看电影《勇敢的心》还不到两分半钟的时候，就已经罗列了不下18处的史实错误。我们普通观众当然不需要向她那样辎铢必较，不过如果真想对华莱士其人其事有个全面公允的认识的话，不妨读一读3本有“正视听”之效的著作。一本是格雷姆·冒顿（GraemeMorton）的《威廉·华莱士：真人与虚构》（WilliamWallace：ManAndMyth，Sutton，2001）。另外一本是历史学者阿兰·扬（AlanYoung）和摄影家迈克尔·J·斯泰德（MichaelJ．Stead）合著的《追随威廉·华莱士的脚步》（InTheFootstepsofWilliamWallace，Sutton，2002），本书可谓是图文俱胜。如果说英国萨顿版的两本书是严肃的学术性著作，那么科林·麦克阿瑟（ColinMcArthur）的《蓬岛仙舞，勇敢的心与苏格兰人——好莱坞电影中苏格兰形象的歪曲》（Brigadoon，BraveheartAndTheScots—DistortionsofScotlandinHollywoodCinema，L．B．Tauris，2003）则针对性更强，其对电影的批评已经从内容层面扩展到了对审美趣味、创作观念的批评。在《勇敢的心》中，出现了不少有意设计的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如苏格兰特有的蓟、短裙和高地（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十三世纪的苏格兰人穿的是短裙，华莱士也并非高地人，影片开头时少年玛丽安摘了一束蓟花送给华莱士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非要把手弄得血流不止不可），还有背景音乐中反复响起的风笛声等等。虽然影片创作人员的初衷未必如此，但是它确实迎合了当下西方社会一些极右翼团体的非理性诉求。不管怎样，也许正如法国著名的心态史专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一个艺术家成功与否，要看他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符号聚集点的能力，吸引那些与他的作品并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勇敢的心》能捧回奥斯卡小金人并在全球大热自有它的成功之道。也许只有历史学家会对其表现出十足的不屑一顾，但受此片启发并热衷于“史诗巨片”的好莱坞也完全有理由对前者的“迂腐”表现得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地拍下去，制造一个接一个的票房奇迹。

(参考资料：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