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上去，提姆就是个农民，是个乡下小子。我刚到多伦多的那会儿，看着各色人种，除了能辨别男女，实在分不清谁是城里的、谁是乡下的。或者是因为我们都挤在城里谋生，也没见过加拿大的乡下人。不过，当我第一眼看见提姆，我就坚信他是个农民。事实也正如此。

  提姆的本名叫铁木西，姓戈登，提姆只是他的昵称，就像美国总统克林顿，比尔只是他的昵称，大名必然是威廉姆斯。

  认识提姆，是在赫伯特太太家作客时，于我这算是不期而遇，在他，却是有备而来。他坐在椅子上，身材瘦削，细软而卷曲的栗色头发与连鬓胡子汇合，覆盖得脸上只有眼帘与鼻子处留了些青白，并无血色。一双耳朵红得惹人关注。他穿一件暗红格子棉布衬衫，不太白的棉袜子，深灰色的裤腿上带了些泥的印迹。

  他坐的那张旧木头椅子过于靠近屋子的中央，使他显得与屋子里其他任何人都不是一伙的。他腼腆地微笑着。

  赫伯特太太介绍，这是提姆，他正在学中文。提姆赶紧站起来伸出手，轻轻地说声你好，听着不像一个20多岁男孩子的声音。这天正好是母亲节(Mother’s Day)，我问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说，“知道，妈妈的天”。

  提姆居然大学毕业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欧洲历史，为什么要学中文，他没说，我也不问。

  毕业以后，他不去找工作，只一心学中文，并由他父母为他筹钱，准备去中国。他已能说一些中文句子，普通话掺杂着广东话，可见师从甚杂。我也好为人师，便给了他一些点拨。当我们从赫伯特太太家告辞出来时，他说：“我去看你，说中文”。我纠正他：“是学中文”。他说：“不，说中文，不说英文”。我明白了，他是要一个中文会话环境。

  提姆每过十天半月便来看我，我们说英文的时间远多于说中文。一句中文竟需要约10句英文来解释，还需辅以手舞足蹈。不过他的进步很明显。他每次来都开着一台旧的、引擎声巨大的红色小卡车。我站在窗前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车停在我的车道上，便不由得想起小学某篇课文里的话：马达轰鸣，机器欢唱……

  一天，我正为找工作的事独自在家忧闷，提姆忽然来电话说：“我不去看你了，你来看我”。我严肃地纠正他说，“你应该说请你到我家里来作客”。他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开车跨过斯蒂尔大街出了多伦多，向北去赴约。路边绵延不绝的农田泛着作物成熟时所特有的黄绿色，着实让人心旷神怡。这片广袤农田簇拥着小镇斯多夫维尔，一条主街自西而东穿镇而过，宁静而安祥。

  我曾来过这个小镇，她以一个大型农贸市场闻名于周边。在那里，你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手工艺品、旧式家具器皿、新鲜蔬菜和让我流连的活鸡、活鸭、活兔甚至鸽子。提姆的家就在小镇外向东两三公里的地方。路旁绿树婆娑，一座平房远远地隐在树荫的深处。房子边上有一个浅浅的池塘，后面透过一小片高大的枫树林子，能看见漫坡起伏大约四、五十英亩的农地。

  提姆独自在家候着我。尚未进门，他便领着我绕到屋后，视察了他们的土地和牲口棚。他们的父亲是个木匠，退休后买下这个小农庄，除些许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外，主要种的是牧草，这也算是加拿大出口的一大宗农产品。另外，他们还养了两匹马和6头牛，马不像是好品种，不过牛却能产奶。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台锈迹斑斑的大机器，它能毫不费力地把上百公斤的干草扎成方方的大草砖。可惜他家一林子的枫树割不出枫糖。

  进屋后，我抬头看见走廊和客厅的墙上挂了许多照片，有些已泛黄，可见是有年头了。提姆见我对照片感兴趣，一下子来了精神。原来他的祖父辈从苏格兰来到加拿大，他们家是苏格兰一个知名家族的一条小小的分支。有一张照片是提姆前几年回苏格兰寻根时照的，400余人五世同堂，男人们都穿着印着方格子的短裙，极有趣。

  提姆肚子里的历史教科书纷纷被翻动起来，已忘了说中文的事，这下该轮到我的英文和欧洲历史知识捉襟见肘了。之后，提姆不知从哪里端出一堆影集、几盒幻灯片，支起幻灯机拉上窗帘一张张地看。不得不承认，我所知道的仅是欧洲文明史中有目共睹的煌煌巨星，而提姆呈现给我的却是由细小璀璨的文明之珠所组成的灿烂星海。我的内心被深深震动了，诧异于眼前这个苏格兰小伙子脑中究竟有多少人类文明的沉积，竟不觉夜幕已重重地垂下来了。

  该回去了。提姆送我到门前，我无语，他也无语。就在我伸手拉开车门的时候，提姆开口了：“今天请你来看我，是要对你说，以后我不能去看你了。”

  “为什么？”

  “我要去中国了。”

  “什么地方？”

  “天津。”

  “干什么？”

  “学中文。”

  “还有呢？”

  “不知道。”

  我很为他高兴，他就要如愿以偿了。

  不过提姆还是来看我，不是十天半月，而是一年一次。每年暑假他都在中国各地游历，寒假便回加拿大看望父母。至今他已来看我6次，每次不过20分钟。虽然平时我们不通信、不打电话、不发邮件，但我知道，提姆去过许多地方。

  提姆不仅学中文，还教英文。他看见贵州的少数民族生活很艰难，想为他们做些事情，虽然我知道的并不详细。

  我曾问他，在中国还有什么愿望？他不好意思地说：“娶一个中国太太”。我问他有女朋友了吗，他说好像还没有。

  除了提姆每年来一次，我还从赫伯特太太那里知到一些他的行踪。有几次，赫伯特太太拿出当地小报，上面登载了提姆寄回来的中国通讯。提姆在小镇上已是一个名人了，赫伯特太太对此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