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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中国将与外资优惠说再见
wang8499(2007/3/12 15:53:08) 点击:102505 回复:7 IP:1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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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在未来几天通过一项似乎并不再那么重要的企业税提案，从而象征性地结束实行近30年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外资参股企业和近60个经济特区的企业，目前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税，不足本土企业33%纳税税率的一半。
为吸引和隔离外商投资，中国于1980年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但此后，随着各地区竞相吸引外资，特区数量急剧增长。
这个自2000年首次提出以来已讨论长达7年之久的提案，将于明年开始把内外资企业税率统一至大约25%的中间水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黄亚生(Yasheng Huang)表示：“这是件大事——并非因为其实际影响很大，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与90年代正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90年代的正统观念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解决棘手问题的神奇药方。”
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BS)表示，外商投资在中国资本支出中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在90年代中期达到约16%的峰值，目前已回落至5%左右。
然而，税收减免曾是外资存在更高价值的标志，因为人们认为，外国人拥有高超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中国高层领导人频频向访华的外国企业高管示好。许多外企高管受到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接见，并建立起他们眼中的个人关系。江泽民自1989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任职时间逾10年，朱镕基在江泽民任职期间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大权。
然而，2002年的领导人换届，以及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避开与外国商界领袖单独会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较贫穷社会阶层——而非富商——的一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论如何投资都会进入中国。
普华永道(PwC)驻上海的任颖麟(Alan Yam)表示：“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不是出于税收原因，而是出于商业方面的理由，比如市场巨大，能够供应中国上游消费者等。”
大多数全球跨国企业在中国都有业务，但有很大一部分海外资金来自台湾和香港，甚至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自中国自身。这些资金往往投资于面向出口的低成本工厂。
中国资金进行着“往返旅行”，通过香港或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避税天堂流出再流回中国，以获得税收优惠。
中国财政部下属某智囊机构的教授孙刚指出：“有许多虚假的外商投资。”
在中国政府苦苦应对美国和欧盟(EU)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及自己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之时，鼓励廉价商品出口已不再是一项优先考虑的政策举措。
瑞银集团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中国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向外国投资者盲目提供更多优惠，建立更多的低档产品生产设施，导致更多的外汇流入和更多的出口。”
在法律通过前已经投资的企业将保留低税率——在某些情况下，最长可达5年，而中国政府还打算继续向高科技生产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阿迪达斯(Adida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海纳(Herbert Hainer)等商界领袖认为，没有理由离开中国。阿迪达斯每年2亿件鞋产品和3亿件服饰中大约有一半是在中国生产的。
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我们已建立起制造技能和诀窍，还有供应链，这日益成为迅速开辟市场的竞争优势。”
“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和阿迪达斯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要分开它们并不容易。所以，未来几年，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生产这一点不会有太大变化。”
外资参股企业和近60个经济特区的企业，目前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税，不足本土企业33%纳税税率的一半。
为吸引和隔离外商投资，中国于1980年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但此后，随着各地区竞相吸引外资，特区数量急剧增长。
这个自2000年首次提出以来已讨论长达7年之久的提案，将于明年开始把内外资企业税率统一至大约25%的中间水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黄亚生(Yasheng Huang)表示：“这是件大事——并非因为其实际影响很大，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与90年代正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90年代的正统观念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解决棘手问题的神奇药方。”
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BS)表示，外商投资在中国资本支出中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在90年代中期达到约16%的峰值，目前已回落至5%左右。
然而，税收减免曾是外资存在更高价值的标志，因为人们认为，外国人拥有高超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中国高层领导人频频向访华的外国企业高管示好。许多外企高管受到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接见，并建立起他们眼中的个人关系。江泽民自1989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任职时间逾10年，朱镕基在江泽民任职期间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大权。
然而，2002年的领导人换届，以及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避开与外国商界领袖单独会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较贫穷社会阶层——而非富商——的一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论如何投资都会进入中国。
普华永道(PwC)驻上海的任颖麟(Alan Yam)表示：“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不是出于税收原因，而是出于商业方面的理由，比如市场巨大，能够供应中国上游消费者等。”
大多数全球跨国企业在中国都有业务，但有很大一部分海外资金来自台湾和香港，甚至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自中国自身。这些资金往往投资于面向出口的低成本工厂。
中国资金进行着“往返旅行”，通过香港或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避税天堂流出再流回中国，以获得税收优惠。
中国财政部下属某智囊机构的教授孙刚指出：“有许多虚假的外商投资。”
在中国政府苦苦应对美国和欧盟(EU)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及自己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之时，鼓励廉价商品出口已不再是一项优先考虑的政策举措。
瑞银集团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中国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向外国投资者盲目提供更多优惠，建立更多的低档产品生产设施，导致更多的外汇流入和更多的出口。”
在法律通过前已经投资的企业将保留低税率——在某些情况下，最长可达5年，而中国政府还打算继续向高科技生产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阿迪达斯(Adida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海纳(Herbert Hainer)等商界领袖认为，没有理由离开中国。阿迪达斯每年2亿件鞋产品和3亿件服饰中大约有一半是在中国生产的。
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我们已建立起制造技能和诀窍，还有供应链，这日益成为迅速开辟市场的竞争优势。”
“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和阿迪达斯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要分开它们并不容易。所以，未来几年，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生产这一点不会有太大变化。”
